关于春节期间最新出炉的热门“ 专家建议 ”，想必不少读者都已经成为 目击证人 。

对于该专家的建议，不少网友表示，如果不让说脏话，自己将无话可说。

【资料图】

还有些网友建议，国家应该“对专家征收智商税”，或者征收“ 专家建议税 ”。

简而言之，大家在骂专家方面表现出的才华和娱乐效果，甚至超过了春晚。

不过，对于一些应该着重去骂的点，目前 大家骂得还是不够好 。

比如说，该专家的观点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似乎没弄清这个国家消费的主体到底是哪些人。

如果该专家的建议真的落地，那么就会造成： 应该释放消费潜力的群体没顾上，不该被刺激的群体，被迫硬挤。

为避免断章取义，避免为了骂而骂，大家最好还是先简单回顾一下这篇热议文章。

这位IP认证为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教授、国家三农政策宣讲者的“专家”，认为“如何促进消费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这句话本身没毛病。

关于消费政策对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影响，专家分析的也很有道理。

毕竟，只要是人，日常吃喝拉撒的“能力”都是有极限的。

而对于高收入人群，消费占比很低，消费政策刺激与否和消费行为关系都不大。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占比虽高，但中等收入人群对未来不确定，不敢消费；低收入人群，没能力消费。这两个群体，即便加大电流，恐怕也刺激不动。

消费对经济发展很重要，然而，消费政策对高、中、低收入人群都没啥刺激效果……

眼看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没想到专家突然放弃讨论“收入”问题， 猛地将矛头转向“储蓄” ，盯上了存款在50万元以上的全国储户。

然后，该专家提议，“如何让有钱人更多地消费而不是把钱存在银行应该是政策 首先必须考虑 的方向”，这句话乍一听，好像也没有太大毛病。

由此，该专家得出结论，让有存款的居民多消费，“ 对50万以上存款征收高额利息税，是促进消费的最佳途径 ”。

把该专家整套逻辑顺下来：促进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当下直接刺激高、中、低收入人群消费，效果都不大；所以得从存款下手，只有把存款薅出来，才是促进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

这一逻辑，和建议全国居民“拿出1/3存款买房”恢复经济的另一位专家，有 异曲同工之妙 。

这类专家虽然没有明说，不过，言外之意已经溢于言表，那些存钱的人，尤其是存款超过50万的人，存着， 不“为国花钱”就是影响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罪人” 。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国内有着50万以上存款能力的主要是哪些人呢？

事实上，并不是所谓的挣得多花得少的年轻人，更多的是为了晚年打算的中老年人。

这几年，由于挣钱肉眼可见地变难，围绕年轻人“平均存款”、“平均收入”贩卖焦虑的营销号，层出不穷。

其中， 最知名的两大谣言 就是：

一，北上广深90后“人均存款126万元”。

二，是所谓的年龄存款对照表，以1990年出生存款40万为界线，“年龄每大1岁，存款增长20万”（截止到1980年，中位数高达140万）。

不得不说， 这类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几乎没有数学常识。

在去年以前，全国居民存款总规模，长期处在100万亿以下。

1980—1990人口约2亿，如果按照谣言所说，以均数140万元计算，这个年龄段存款总额就达到280万亿元，是全国居民存款总额的近3倍！

与此对比，我更愿意相信地产大佬冯仑在2019年公开访谈中提到的一组数据：国人首次购房平均年龄27岁。

并不是所有人掏空6个钱包、或者向亲戚朋友借钱，就能全款买房，约9成的购房者还是要贷款买房。

按照这组数据推断， 还完房贷的平均年龄应该是47—57岁 。

绝大多数年轻人刚入了房贷的坑，挣扎在买房结婚、生孩子、教育多重泥潭中，能有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存款？

在衡量人均收入方面，目前公认最靠谱的是，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直到2022年，这一数字才达到45123元。

至于逐渐摆脱了房贷、育儿问题的中、老年人，的确有了存款能力，但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兼顾自己的养老问题，征收高额存款利息税，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收入”减少。

专家觉得，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省吃俭用，还是会取出钱花掉？

再者，专家的小作文中也说了，存款50万以上的群体，只占到总储户的0.37%。

这么“微不足道”的群体，即使把他们现有的消费翻倍，每天上半夜住一套房子下半夜换另一套、每天吃6顿饭、大人小孩衣服裤子都穿双层……经济就能恢复了？

要想通过消费来提振经济，我认为最靠谱的还是人民大学翟东升老师的“ 未来起点收入 ”理论。

简单来说，就是给年轻人发钱，从出生开始发，每人每月发1.3万元。一直发到毕业找到工作，如果毕业后没找工作继续在校学习，一直发到40岁。

用翟东升的话说，一个新生儿生在贫贱愚昧之家并不是他的错，一个正义的有生命力的有道德的社会和制度，应该给予一定的补贴，帮助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看完这个理论，很多人产生的第一个疑问是，年轻人啥活不做就能拿国家这么多钱，以后肯定就变懒了啊。

对此，翟东升举了北欧的例子。

北欧是高社会福利国家，一个人完全可以躺着生活一辈子，但这里却成了全世界创业最容易成功的地方，以及亿万富翁密度最高的地方。

原因是社会提供的教育等基础设施更加完善，让这里的年轻人有更平等的机会，充分参与到竞争中去。

而领钱领到了40岁，你还不能养活自己，责任就主要在你个人了。

当然，每月发1.3万这个数据，也不是张口就来的。

具体计算过程复杂，简化来说，就是按中国 福利支出占GDP百分比 与相对发达国家现在水平对比得来的。

2020年，中国福利支出占GDP的3.21%，比OECD（经合组织）国家2019年整体水平低16.8%，假设到2035年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时，有16.8%GDP用于发放起点收入，也即58.5万亿元。

则0-18岁的未成年人和19-39岁的在读人群，每人每月可以领取1.3万元。

这个观点，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显得“激进”， 不如向“下位者”施压加税来得容易 。

然而，“未来起点收入”的受惠主体是动辄数亿人的、消费需求旺盛的年轻人。这些人手里有钱了，能立竿见影的对消费起到拉动作用。

而 不是抓住那些消费需求减弱的少数群体，玩命硬挤。

在专家言论之外，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一些网友热帖，“存款利息税以前就有，后来才暂停征收的”，以及某某发达国家一直有征收存款利息税的传统……

首先，这些人到底要表达什么中心思想很让人很费解，是为了表达自己是“理中客”，还是为了佐证专家提议“师出有名”？

其次，如果存款利息税是一根优质的经济“柱石”，为什么要多次暂停；再退一步，即便一直征收，便对么？

在不同的时代，即便要加税，该向谁加税，加哪些税， 并不是摆完阶级、立场一拍脑门决定的。

根据翟东升以及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朱青老教授观点，财税学术圈主要关注税赋的公平和效率问题。

而不论加什么税，最终主要落在劳动者、资本和消费者三个主要群体身上。是优先效率，还是优先公平，落在谁身上重一些，谁身上轻一些，要根据发展阶段和国情决定：

在中国严重缺少资本的时代，我们需要让税制有利于招商引资。

在以外循环为主要发展动能的时代，1994年之后的中国税制给外资提供了超国民待遇，以至于出现了许多 “往返程投资” ，就是许多中国企业家移民到国外或者在香港设立一个企业，然后以外商外资的身份回国投资，以便能享受优惠税率。

过去，我们的确也有征收存款利息税的先例。

而正如翟东升老师所说，因为资本稀缺、技术稀缺、渠道稀缺，过去征收存款利息税， 带着过去阶段的无奈甚至“屈辱” ：

以前人民币的这种“铸币税”都是向本国的储蓄者征收，通过出口退税和巨额外汇储备 补贴给了全球消费者和美日欧政府 ，以换取我们快速工业化的战略发展机遇。

尽管这个“逆向歧视”，在2008年内外税率统一后就结束了，但是中国劳动者所获得的分配，占整个新增财富量的比例实在太低。这也是内循环一直没搞好的重要原因。

现在，时代变了。

和曾经的“招商引资”时代相比，现在全球出现产能过剩、资本过剩，全球最稀缺的是有效需求。尤其是伴随着美国强势去全球化，外资已经不能再给中国带来新技术。

过去的旧船票，已经无法登上新时代的大船。

除此外，还有一些争议是围绕“50万元”这个起征点设置问题，质疑的理由是，有钱人有很多避税手段，也更容易把大量存款变成股票、基金、期货、房子等资产，让你征不到税。

由此，有不少网友再度发散建议，应该以资产为尺，对“真正的富人”征税，并且，越富征收比例就越高。

还有人列出一组看似“绝对正义”的数据：疫情以来，占全球人口1%的富豪，拿走了全球63%的新增财富。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就被专家以及这些网友带偏了。

且不说，全球超过百万美元的富豪，约40%都是美国人，中国富豪占比只有约10%。近期美元加息收割全球，也只会更加造富美国富人。

即便这1%的富人都是国内富豪，向所有富人征收“资产税”，这和拉动消费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甚至还会不可避免造成财富转移。

再者说， 向富人征税，主要在于“抑高”，而非“增收”。 向富人征税获得的资金规模，相对于国家财政以及提振经济所需的“共富”资金来说，都太小了。

如果真的要增加新的税种，我们可以参考美日欧的做法：

向外国人和外国资本多征税，而不是给他们提供超国民待遇的补贴，才是世界各国的常态做法。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对重点扶持的高科技、高附加值行业，进行降税减费，让汽车、高铁、飞机、军火等诸多领域的产品在全球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中国劳动者的收入才能位居世界第一阵列，中国消费者手中才有更多可供任意消费的资金。

这才是我们接下来应该探索的方向。

因为，消费从来不是鼓励的，也跟投资、外汇，这两架马车有关。

关于“未来”如何进行探索，翟东升老师有段话总结得特别好：

“以前的发展路径，是先做大蛋糕然后再讨论如何分蛋糕的问题。但是到了今天，外部市场空间已经基本见顶，外部技术流入趋于枯竭，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而青年失业率不断走高。

要想打开新的发展空间，我们只能大胆而务实地切换思路：生产、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循环最终必然会平衡，以前美欧日的市场大，是因为他们分蛋糕分得比我们好。 今天的中国也只有先分好蛋糕，才能做大做好蛋糕。

只有让占总人口95%的中下层中国人民不再贫穷，让他们不再为住房、教育、医疗而不得不节衣缩食，14亿中国人的消费潜力、创造天赋和爱国热忱才能释放出来，内循环才能取代外循环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品牌、科技和平台才能与美西方的竞争对手相抗衡，党的事业才能永葆青春。 ”

酷玩实验室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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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存款利息税 低收入人群 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