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法克

自我记事起，父亲就时常对我提及外面的世界。

他初次和我提起外面时，描绘了一种叫蜜橘酥的食物，那是他家乡的特产。他告诉我，那种食物的外皮和馅里分别是叫做黄与橙的颜色。这两种颜色只能给我在脑海里想象，因为玛狄利亚只由最明净的两种色彩组成：黑与白。我追问他那两种颜色是怎么样的，可他含糊其辞。于是，在我脑中，橙与黄成了不同程度的黑白混合色——我着实想不出别的可能了：在玛狄利亚，蜂蜜是清澈的白色，橘子是光亮的浅黑，刚出炉的酥饼则是让人充满食欲的亮黑。世上竟存在我不知道的颜色，我因此感到好奇，埋下了对外面的憧憬。这点心思我只告诉了斯蒂文斯（他是我的朋友）——那时的城里，大约再找不出一个晓得黑白之外还有色彩存在的人了。

(相关资料图)

不过我总算没有离开玛狄利亚，父亲也终老此地——他大概是最早抵达玛狄利亚的旅行者之一，至少比后来的狂潮早了四十年。他来了就不再走，和一个白发姑娘结了婚，就是我母亲。

我始终喜欢从窗口向外望去，在傍晚。我喜欢那空茫的路灯、密匝的街道、头裹在鸦翼状礼帽中，神色匆匆的行人。这会儿夜正一点点降临，排山倒海的情感（父亲管它叫“忧愁”）会向我涌来，令人着迷。母亲应该穿着乳白色的长袍，呼唤我和父亲赶紧吃饭。暮色接管了玛狄利亚，星星点点的白光从水泥公寓和老式木屋的窗里流出来，每一点后面都藏着一个幸福的家庭。黑暗彻底笼罩玛狄利亚时，我已进入梦乡，做着旧梦，做着三千繁华梦。我无法割舍这光影的王国：我虽希求色彩，但从未下定决心离开。——我已不会向往外面了。

当然，玛狄利亚易进难出也是一个原因。

十八岁生日上我才知道，未成年的孩子是不准离开玛狄利亚的。真相是，玛狄利亚是座不知隐身于何处的城市，被烟白色的屏障环绕着。屏障欢迎所有人进来，每年却只允许一个人离开。所以，我们终其一生活在一块四方形的黑白里，犹如国际象棋棋盘上的棋子。想要出去的人，早早就要报名，等到新年第一声钟声敲响，一齐抽签，决定谁能离开。每年这天父亲都会燃放烟花，为离人送别。当年，我们就是这么为斯蒂文斯送别的——他去看了。我很多次想过，父亲自己想不想出去，寻回自己的故乡呢？也许，曾经是想的。然而如今他有了母亲和我，有所牵挂，不会离开了。顶多就是望着屏障，心头划过些许寒意而已。

现在我已经离玛狄利亚很远了。不，没什么好说的。父亲也去世许多年了。

事情就是这样。

回忆常常将过去诗化，因此我总觉得，我的青少年时期是玛狄利亚最美丽的时期，也不足为奇吧。

十八岁以前，我常常呼吸着朴素的雾气，在大街小巷间奔走。迪隆多、梅达尔多、阿季卢尔福，这几条街的房子原是白色的，日久天长，变成介乎石头与木炭之间的颜色。如果在早晨穿过它们，你往往会淹没在黑白相间的烟中——真不知哪儿来的。烟里总有狗钻来钻去，毛和房子一个颜色，烟云缭绕中简直看不见，在脚下钻来钻去。早上九点左右，工程队会把狗赶开，修整路面。他们要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工作：把破损的砖头起出来，把新的砖头砌下去，抹平。倘若做不到，投诉信就会挤破邮箱。我总待在那儿：不管是修路，还是投诉，对孩子都可算作乐事。

另外一些地方，例如赞巴拉或巴图克格勒，那里都是巨大的石质建筑，有着高耸的圆顶或尖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戴着或淡或浓颜色帽子的歌女走来走去；男士呢，很少能看见他们常服出门，大多穿着黑郁郁的正装，拿着文明杖。也许这才是黑白城市该有的穿着：略带谦逊与死板。然而玛狄利亚不全是这样，我记得牢的，还有我的家。我记得墙上零落的黑框相片，随意摆放的黑白皮椅，挂在门两边的右“吉祥”左“如意”四字（父亲写的，这是他家乡的文字）1。还记得我十四岁那年，我家旁连下了十天大雪。玛狄利亚那一大片居民区，大概和我家差不多吧：如此说来，昔日的玛狄利亚，还镌刻在我脑中，不曾遗忘。它们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纪念一座城市的方式。

想必父亲想到这些的时候，对色彩的怀恋，也会退居其次。

毕晓普

我今天就要死了。也许是明天，区别不大。

以前，住在对面的是个四十出头的男人，叫沙法克。可能他还在那，只是自去年十二月以来，我再没见过他。最后一批客潮到来前后，我曾和他一起骑自行车出游，于街边分吃一碟司康饼（翳白色的，牛油格外光泽），看城门口的列车满载着人进来，空荡荡的出去。十二月瘟疫就来了，我第一个病倒，在床上躺到现在。从此我窗外的白桦树与梧桐树下，再也见不着沙法克了。我猜他带着家人迁到别处了，可能去哪儿呢，跑不出玛狄利亚去。瘟疫过后对面已经衰败，记忆里的白墙黑瓦只剩下爬山虎栖息的残垣，许多已被纵火烧毁。也许是为了消灭瘟疫最后的残留，也许是为了清扫残破，以便重现旧日的玛狄利亚。

我上玛狄利亚来，迄今快十年了。第一次踏入玛狄利亚两色的领域时，我四十三岁，作为学者也算正当壮年，满怀着对陌生土地的热望。彼时玛狄利亚的存在刚刚在旅行者中传开：唯美的黑白城。听到那些传言，总有那么一刻，你会像我一样，萌生对理想国的期望。我渴望发现藏在街巷和檐角间的诗意，观看穿城而过的淡水河的浊浪，了解玛狄利亚那种空灵弹跳的语言，揣摩玛狄利亚在湿气里飘荡的灵魂……我很庆幸当初我决定动身。

很难想象玛狄利亚的建造者是怎样一群人，他们似乎预见了多年后玛狄利亚会迎来何等人潮，才将城市造得如此大而华美。时至今日，在龙沙或萨特莱特，仍能找到许多空置的排屋和别墅，等待游人入住。以前，每天晚饭后，我都会取出酒瓶，给自己调一杯玛格丽特，眼望窗外而独酌：石街里链着暗巷，塔楼上旋着阁楼，月华流转，晚风吹拂，给人以渺远的情感。用“美丽的哀愁”称呼这种情感正好，可惜又不太像。

我的枕边落了许多发丝，半黑半白。在床上躺了这许久，我很想在死前下一次床。我的仆人文泽不知上哪儿去了，屋里只我一人，雕花窗户打开着，透进点点桂花香气，一派岑寂。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力气起来。仍记得春天的时候，鸟儿会扒在这窗框上鸣叫，又飞去了，白羽一闪一闪。若是不关上窗，再晚一点，外面就会传来长笛的乐声和玛狄利亚本地歌谣。那发音含在舌间上就脆生生的，多美的语言啊！

如果可以我倒是很想患上时间痉挛症。这会儿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指不准今天或明天就要瞑目，但一觉醒来，可能又会发现自己回到了十年前初入玛狄利亚那天。那是个凉爽的夏夜，鸣蜩静隐，逝水空明，眼前黑白的世界仿佛新生伊始。那时旅人虽已开始大量涌入，也还未到必须登记管控的地步，专司进入的列车未建亦然。十年前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盲目的旅者会给玛狄利亚带来灾难，终至封城。

我想下床，至少到桌边坐坐，奈何双臂无力，身子支不起来。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骨头如此疏松多孔，不禁哑然失笑。希望文泽早点回来，他会扶我下床的，

我相信即使瘟疫也无法摧毁玛狄利亚的生气。可以说，玛狄利亚人人都安居乐业，快乐平和。啊，听，听啊。她们开始唱歌了，玛狄利亚之歌，随风伴着长笛和竹箫的声音。美丽得像废墟上开放的花，何况玛狄利亚还远称不上废墟呢。据说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人会丧失对身边美的感受力，可尽管时间时光流逝，每当我看到窗外的古屋，镂空窗格幸免于白蚁蛀蚀和纵火焚烧，在白色夕阳照射下背影漫漶，我仍旧会感动到无以复加。

十年来我依靠制作蝴蝶标本为生，几乎忘记自己是个昆虫学家，当初促使我来到玛狄利亚的理由，不仅仅是理想国的幻梦，更多的是对未知物种存在的猜测。我的确发现了一个新物种，兴奋地用自己的名字给它命名。这是一种漂亮的蛱蝶，幼虫像是桑葚的近亲，成虫常在喷泉边飞来飞去，栖在女客的帽子上，白色的鳞翅纹着锯齿状黑带，闪闪发光。我捉了几只做成标本，就它写了两篇论文，费尽千幸万苦请人带了出去，不知发表没有，还是石沉大海？正有一只停在我的窗台上呢。

我试着翻身，不成想从床上摔了下来。这下好了。等等。我惊喜地发现我勉强能站起来，算是下了床。我轻飘飘地走，合上雕花的小窗，移步到大窗边坐下，挨着桌子。两盏纱灯幽幽地放光，窗外是一片干净的白。

我缓缓吁出一口气，背直不起来。

我在玛狄利亚的第二个年头，玛狄利亚就开始管理旅者的进入了，每周两班、专运旅者进入的列车于同年建成。显然，谁也没想到，玛狄利亚比看上去空阔的多。如前所述，玛狄利亚还有许多空房子哩。那会儿我和沙法克的父亲结成了密友（我们什么都谈，关于我们共同的色彩乡，甚至会争论法国蜗牛该是怎样做法——我是偏爱焗蜗牛的），他老人家长我二十一岁，两年后仙逝，沙法克取代他做了我的朋友，每周两次去看列车进站。第九个年头，旅者的热情达到鼎盛，瘟疫随之而来。文泽不怎么和我讲外面的事情，也不知瘟疫结束了没有。

我身染沉疴，命归西去，估摸着也就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名为瘟疫，这种疾病的死状却不甚骇人——我得以享有安静的死亡。

小时候，我在家里是最弱的一个，有时被哥哥或父亲一掌打倒在地，整整一下午都躺在地上，悲伤地想象参加自己的葬礼，然后想到葬礼上人们会说什么，会如何为我惋惜而悲伤，就莫名其妙的高兴起来，嘻嘻笑。在玛狄利亚，我也参加过十几次葬礼了。我记得沙法克父亲的下葬，棺材摆在墓穴里，还没有盖上，我们把白色的花瓣一捧捧扔进去，没住了遗体，满得棺材几乎合不上。墓碑是曜石黑，厚重庄严。空气里洋溢着花香，招来一片蝴蝶，扑扇的翅膀拍下无数鳞粉，美丽至极。希望我的葬礼也能这样吧。

我现在正坐在桌边，写下上述你所看到的文字。有几个肥皂泡从窗外升上去，晶莹剔透，谁家孩子在玩呢，这般无忧无虑？文泽还没回来，我有些困乏了，不剩多少东西可供饶舌了，言尽于此吧。风吹得风铃声响，好似天国的乐章。

施塔洛

那个从前每天都来观望列车进来的老头长久不见了，许是病倒了。常和老头一起的中年男人也消失了。而且，瘟疫流行以来，似乎再没人进入玛狄利亚，列车站冷清的很。

午餐我吃香肠烧土豆，酱汁是自己做的，微辣，浇上去味道很好。我干列车司机这一行八年了，始终吃这个。旅者还多的时候，我的工作是每周两次把车厢伸出去（留心别把驾驶室开出屏障，不然人会压在车窗上），等载满了人，把列车开进来，绕玛狄利亚转一圈——让他们熟悉熟悉，最后开回车站。现在没人要进玛狄利亚了，瘟疫再不停息，我也该被解雇了。不得不说，我颇有点怀念从前，瘟疫还不见踪影的时候，甚至我还不开列车的时候。

当上列车司机以前，我是个扫烟囱的，常常吃香肠烧土豆得坐在屋顶上，被煤烟熏得黢黑，活像一只怪鸟。玛狄利亚有许多古老的人家，至今还在用老式壁炉，不少烟囱也没有拆除，需要不时清扫。偶尔，我从烟囱里出来正值傍晚，落日投下最后一点余晖，立在高楼顶上，可以看到大半个玛狄利亚稀稀拉拉的灯光，淡水河上飘着二三渔火，有时还能看见萤火虫幽白的萤彩，很是奇妙。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目光向上眺望，有的凝固在赞巴拉炭色的尖顶上，更多的停在城里各式各样的烟囱上：有些惊世骇俗的人家，烟囱是弯曲的，像旅行者图册里潜水艇的潜望镜。骄奢的人家，会在房顶上加装假烟囱，附以种种精巧不易察觉的纹饰，使房子看起来富丽又古朴。春天一到，就有燕子在这些烟囱里筑巢。有一次我清理这类烟囱的时候，险些踩在燕子窝上，窝里的雏鸟还张开嘴，啄我的靴底呢。这个季节时有雷暴天气，那时我不工作，相当于带薪休假。暴雨来时，烟囱周围经常缭绕着圣艾尔摩之火2，看去是一簇簇光怪陆离的亮白光纹。玛狄利亚在此时显得尤为静谧，只有火的精灵在烟囱间跳跃。开列车迎接旅者时，间或也撞上这种天气，让他们惊叹不已。

夏天下烟囱则不啻为酷刑，蜘蛛在烈日下难以置信的活跃，烟囱里结满了这些八脚爬虫银白色的粘网，糊在脸上身上，不仅令人发痒，而且热的杀人。烟囱里本就闷热，再裹上这么一层，可就真是下了地狱啦！何况蛛网积得厚了，少说也得几个小时才能刮干净，想想都累。等工作完成，回家路上，有时下起雨来，蛛网的腥味和浑身的汗臭沤进衣服里，衣服就没法穿了。幸好烟囱的主人都是好人，见我扫完烟囱出来，大多会请我下来喝杯饮料，浅坐一坐，叨扯两句。假如下雨了，会请我坐到雨停了再走。我总会想起我的工友，后来成为作家的安塞尔莫，他在书中写道：玛狄利亚的人们知道，虽然地上的世界归他们统治，但屋顶以上的天地是属于扫烟囱工的。

秋天是扫烟囱最好的时节，起码在玛狄利亚是这样的。不知为何，在秋天，整个玛狄利亚的香肠都从猪肉变成了鸭肉的。按理说味道肯定不如从前，然而我天天坐在烟囱口大嚼香肠烧土豆（暖和着呢），便添了奇特的风味。我和路过的鸟儿达成合作，分享晚饭，塞牙的肠衣扔给渡鸦吃，煎焦的部分扔给寒鸦吃。一个秋天下来，大概我一个人就能扫遍全城的烟囱，全城的鸟儿也都认识了我。如果你像我一样，曾在玛狄利亚扫了十年烟囱，你同样会摸清每个烟囱的脾性：好扫的烟囱，温和的烟囱，易怒的烟囱，迷宫似的烟囱，外强中干的烟囱，富于母性的烟囱，任何烟囱。于是，每逢秋季最后一天，我都会坐在阿季卢尔福工厂的烟囱——全城最高的烟囱上，鸟瞰黑白混杂的城市，犹如查看地图，找出每一个冒烟的活烟囱和废弃的死烟囱，心下感到明快的欣喜。

一般来讲，在冬天，玛狄利亚会下一点雪，下得久了，还是会积得很厚的。我开着列车，拉着一车的旅人，车顶上覆着沉甸甸的积雪，绕着城市缓缓地巡游，如梦如幻。我还扫烟囱的时候呢？冬天天黑得早，我从最后一个烟囱里爬出来，天早黑透了。另外，有些人家，也不知是健忘还是缺德（带点个人恩怨地说，是变态狂），我和他们打过招呼，下去扫烟囱，还没扫完，他们竟把壁炉烧了起来，顿时熏得我六神无主，恰似桑拿房里的耗子，屁股下烫得火烧火燎，连滚带爬从烟囱里蹿出来，哭笑不得，只剩捂着屁股叹息的份了——其实我很想骂娘的，但坐在人家屋顶上骂人家，不适合呵。

有一年冬天雪下的很大，巨大的雪团从松枝上滑下，簌簌作响。待在烟囱里，投下的光很淡，再深入一点，就黑咕隆咚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会闹不清人是在烟囱里呢，还是在井里。于是我会想象，雪花从天上飘下来，落在淡水河微漾的波纹里，落在白色石板的街道上，落在礼堂的尖顶和古屋的烟囱上，落在黑发女郎柔软的黑围巾上。因此我常记不起雪是什么时候停的，想着想着，雪花就不再落下了。此时烟囱清扫完毕，外面天该黑了，抬头仰望，檐口似乎遥不可及，仿佛天空的缺口。

然后我从那里出去，看见满眼耀目的群星。

斯蒂文斯

我想，当年我跨出玛狄利亚第一步时，是否想过，多年以后，我会回到这里，并怀念起当年的一切呢？

我现在站的地方，以前是一家餐馆，用餐时餐具碰撞，叮当作响。而此刻正值三九，天寒地冻，玛狄利亚在下雪，白茫茫一片。我以为我到了哪儿，西伯利亚还是阿拉斯加？雪白的空地上只有一根乌黑的圆柱，斜斜地独撑着。细小的雪片划过宇宙，飘向单色白的大地，无休无止。除此之外，什么都看不见。

我踩到一块木板，上面布满冻僵的苔藓，如同大理石扶手的花纹。

这些年来我去过很多地方，其中最漂亮的是瑟福穆特，次之是布拉格，再次是苏黎世。我记着的东西多了，莫里艾街上徐行的姽婳女郎，裴泠弈如影随形的纷繁乐音，马丘比丘夕阳残照的帝国遗迹，以至于脑子里快装不下别的东西了。玛狄利亚的光与影我当然记着，然而有点模糊，不甚清晰。更准确地说，玛狄利亚像是我用记忆垒起的虚幻故乡，一座摇摇欲坠的玻璃之城，无从确信存在与否。

我举步蹀躞，茫茫然向前，靴子把淤在道上的脏雪踢开一旁，露出多年缺乏修理的路面。这儿是迪隆多。要不就是梅达尔多，大致是这里没错。小时候这里的路每天都要修。我还记得那些敏捷穿梭的黑皮狗群，后来每次看到某座城市展开盛大的打狗运动我都会挂念起它们。接近淡水河了。河岸是昏暗的泥地，河水缓慢而恒久地流，有棱有角的岩石若隐若现，宛如鳄鱼的背脊。

我印象里的玛狄利亚没有这么冷。

我离开玛狄利亚时，坚定地相信自己会把玛狄利亚的一切记一辈子，但我错了。随着年复一年的旅行，玛狄利亚的记忆掉落了些，一点点。接着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开始丧失，零星的细节全晕散开。最后玛狄利亚的拼图半数残缺，我试图将它补齐，也许依靠想象，也许加以杜撰，也许纯然虚构。这不，我已经分不清迪隆多和梅达尔多了。

我捡了一块白而薄的石片，打水漂玩儿。一，二，三，四，沉了。玛狄利亚有个传说，要是打水漂刚好打出九下，淡水河神就会实现你一个愿望。这传说是何等淳朴啊。上小学时我和沙法克经常在这打水漂，可没有一次打出九下。不知名的虫子在我脚边爬来爬去，竖着好奇的触须，摇头晃脑。我转身离开河边。

我还记得五十九年前那个下午，沙法克告诉我更多色彩的存在，因此我在八年后远游他乡。那天沙法克的父亲放烟花给我送行，天空中绽开烟白色的花朵。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我想找出我们当年的学校。找不着。到处只有石灰墙皮剥落的空房和凌乱的瓦砾场，颓然打开的门，上面画着苍白的叉。有的门上还贴着半拉封条：患者居，字从这里断开。我记得是工厂的地方，如今黑沉沉的一地灰烬，掺杂着雪和枯叶，脏兮兮的。无叶的梧桐树下卧着一具僵硬的猫尸，毛发凌乱。当初在符里亚也是这么个情形，在那我睡着了，梦见玛狄利亚的雪。

按照我的笔记，五十一年我走过了一千九百五十三座城市。作为证明，每到一座城市，我就买下一封书签或当地明信片。有的城市十分贫穷，尚处于原始时代，我便剪一片树叶作留念。几十年下来，书签、明信片和树叶塞了满满一箱，它们承载着我的一生。我本想带它们回玛狄利亚，可惜上了年纪，忘性大，落在火车上了。我发现，我想不起沙法克家在哪，也想不起自己家在哪了。我把自己给丢了。

我有的记不清，我回玛狄利亚干什么来，难道只是为了在这儿絮絮叨叨？

大约四十年前，我第一次对别人讲述我的故乡，猜测这样可以巩固我可怜的记忆。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儿说，那儿说，跟孩子说，也跟长者说。于是真实的成分日少，虚构的成分日多——直到有一天，变成别人向我讲述玛狄利亚了。我的乡愁在走过的一路上晕染开，致使人尽皆知。他告诉我，玛狄利亚——那幻想乡，那人间天堂，变得比我记忆中繁华多了。还有位蝴蝶爱好者告诉我，一个学者在玛狄利亚发现了新物种，那两枚标本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蝴蝶标本之一。我籍此自慰。

现在他们去哪儿了呢？没人能离开玛狄利亚，没人能穿过屏障！他们哪儿去了呢？

雪团从树枝上滑下来，天空中还飘着不详的阴云，我在雪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前进，茕茕孑立，脚冻得失去知觉，不知自己身在何方。一座三层小楼的假烟囱，里面积了太多雪，都溢出来了。外面的人总觉得白只是一种颜色，满不是这么回事。玛狄利亚的云、雪、墙，就是三种不同的白色。黑也一样：黑有很多种，比白还多呢。前面有个路标，被雪涂白了看不清，雪突然下大了，雪粒子啪啪打在我脸上。好像迷路了。再往前是一座巍峨建筑的影子，渐渐可以看到招牌：圣佩克苏里医院。大门锈死，打不开。

我忽然能想象了：瘟疫势如野火，把苍白易燃的城市烧了个干净。

我想起很多年以前，在杭州，一个女人捂着脸向前走，快步流星，高跟鞋哒哒作响。她走的快极了。

小时候，又是小时候。我的童年刚刚才终结。那时玛狄利亚有专门的人铲雪，路不会这么难走。过了圣佩克苏里医院，左转就是巴图克格勒。医院前面有一座喷泉，在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变换喷水的花样。每天傍晚，都听得到附近有人唱歌，伴着风铃响。医院里一派枯槁的死树，树干黑黑的，左数第三棵还是我和沙法克一起种的。而那边……那边……那边……那边。我逐渐忆起旧日玛狄利亚的景象，局部。我记起来了，我是来寻找记忆里的玛狄利亚的——只要，只要，只要让我靠近一点，就那么一点，瞧它一眼，便足以让我想起玛狄利亚的光与影，它的一切。冬天的风飘飘荡荡掠过空地，扫过房屋。我抬头望天，四下里惟余莽莽，又是静悄悄的，目力所及一片虚白。

玛狄利亚已经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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