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刘云芳

刘云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主要发表于《北京文学》《天涯》《青年文学》《散文》《散文选刊》等报刊。曾两次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并获得孙犁散文奖双年奖、孙犁文学奖、河北文艺贡献奖。已出版散文集《木头的信仰》《给树把脉的人》《陪你变成鱼》，童话《奔跑的树枝马》《老树洞婆婆的故事》。

麻雀的词性

◎刘云芳

(资料图)

许多年里，我都在想，“麻雀”这个词在我成长过程中，到底属于什么词性？从我有记忆起，这个词就时常跳跃着。它们在雪地上留下的清晰爪痕，它们在泉水边清洗翅膀的样子，它们偷吃鸡食、猪食之后，又踩在一头猪的后背上，有时候也站在一头牛的身上，东张西望。那时，我便知道，麻雀不仅仅是名词。

那天，一只麻雀误入窗户上方的电线孔进了屋子。在玻璃上乱撞一通之后，它镇定下来，先是站在房子中间横着的晾衣绳上慌张地看，觉得没有安全感，便又退后，贴墙站在蓝砖之间的白色水泥缝隙上，之后，又跳到了墙上挂着的钟表上。那窄窄的长条成了它临时的观测台。它起飞，试图飞出去，却被玻璃又一次拦住。它退后，重又回到钟表上，定定地看着那透明的屏障。表针不住转动着，那一刻，它成了时间的装饰品。

我把窗户打开，又紧急退后，靠在门口，引领它沿着我指的方向起飞。然而它并不顺从那航线，“啪”一下又撞到玻璃上，我和它都吓了一跳。它跌落半空又旋起身子向后飞去，依旧站在钟表上。我几乎能感觉到那只麻雀的焦急和恐惧。我轰它，企望它能与我之间有一次完美的配合。但根本不行，在它心里，我也是需要提防的一部分。母亲站在暗处，说我没有赶鸟的经验，她拿起笤帚，将鸟从钟表上赶下来，又往前赶，等麻雀飞向窗口时，她叫我赶紧上炕，把窗帘拉上。于是，麻雀被蒙在了窗帘与玻璃之间，母亲也上炕，她扣住窗帘的一角，说，你想要它吗？

我见到过那些捉住麻雀或者其他鸟类的人，他们将鸟儿的一条腿用线缚住，当作玩具递给孩子。那些鸟儿总是像风筝一样，一次次忽然起飞，又一次次在最高点被重重地拽回来，每次它重新回到小孩手边，我都会感觉自己的脚脖子也被什么拖拽了一下，心也跟着抽痛。少数情况下，它会成功逃脱，但我不知道它将如何解开那条系在腿上的线。因此，没少为那些鸟儿们操心。当母亲问我，你想不想要它的时候，我果断地摇头。于是，她便隔着窗帘，一把将那麻雀抓住，拿到窗口将它放生了。

我仰着头，看那只麻雀展开翅膀，一直飞到院里的梧桐树上。它低下头看院子，大约正在回想刚才那惊险的一幕。许多天里，我都为它担着心，生怕它找不到族群。母亲笑，你呀，把啥都当成人来看。是的，那些年，我总觉得，鸟、兽草木或者人类……这些不同的生命容器里，总是藏着同样质地的灵魂。很多年后，将近毕业面临就业，我常梦见自己虽然拥有飞翔的技能，却被关在一间屋子里，一旦起飞，就会撞到一块又一块透明的玻璃。那样子仿佛当年被困在屋子里的麻雀。我想，那麻雀落入梦里，是否变成了一个代词，在这语境里，困境中的我与困于屋内的麻雀似乎拥有同样的惊恐和迷茫。

与麻雀更为亲密的接触，是那年看守谷子地。我家谷子种在北边山梁下的一片洼地。每年，谷子一弯下腰，麻雀们就成群结队地来，它们企图把谷子地当作行宫，驻扎下来。母亲哪里肯呢，她从柴垛里找出两根一长一短的棍子，将它们捆成十字架，又从箱子里翻出多年前的旧衣服、旧帽子，再搭上一条旧了的红围巾，一顿捆扎，便有了一个“稻草人”，它夸张的混搭风格呈现出一种莫名的喜感。母亲扛着它爬上山坡，将那长些的棍子插进土里，“稻草人”便站起岗来。风一吹，它摇摆起两只袖子，围巾也跟着一起一伏。麻雀们一开始还警觉地躲闪，后来干脆站在它的肩头、帽子上，仿佛那里是它们的人形瞭望塔。后来，其他的稻草人又陆续上岗，麻雀们便接二连三多了几座人形瞭望塔。母亲容忍不了它们的猖狂，每年都要前往山里看守谷子地。

这一年，母亲从地里回来，在门口试探性地问，麻雀又闹上了，你去不？这原本是我主动请缨要做的事情，但就在前一天晚上，我刚跟家人闹过一次。我想去远方上学，但父亲却说，你再想想，一来家里没有那么多钱交学费，二来你身体不好。其实还有第三个理由，他没说，但我早已偷听到了，那是爷爷跟他们凑在一起低声说的，“一个女孩子，跑那么远干吗？”那晚，我只说了一句“我想上学”，便说不出别的了，只是哭。

我心里多少是有些赌气的，但还是乖乖往布兜里揣两个苹果，一罐头瓶水出了门。温热的水瓶贴着身子直晃荡。当我一脚踏入谷子地，便听见“呼”地一声，像是谷子们的身躯里忽然被抽离出一股神秘物质似的，吓得我一激灵。很快，我反应过来，是麻雀。成群的麻雀连成一大片，它们飞起的时候，就像谷子地里忽然掀起一块巨大的灰布。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那么庞大的一群麻雀。我惊讶于母亲每年都种谷子，每年都要对付这样一群麻雀，她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

自此，我便常在谷子地里跑来跑去，而谷子地里也不断掀起又落下一块灰色的布。我来回奔跑，却并不生气，只把这当作与麻雀之间的游戏。它们站在某处歪着脑袋看我。有时候，我会爬到山梁上，去采那些形状、色彩各异的野花，把它们插在喝完水的罐头瓶子里，摆在一边。光秃的山梁上，只有我和罐头瓶里的花望着那块凹陷在山沟里的谷子地。山上的云朵变幻无穷，而我不时坐起、站下，投掷土坷垃，叫喊或者忽然挥手，那样子不像一块地的守护者，倒像一个激情四射牧放麻雀的人。

山梁一侧，有条通往其它村庄的小路，小到几天不走，就会被野草霸占，将路的痕迹完全擦拭掉。因而，难得会见到一个过路人。上边那块玉米地也是我家的，地垄上的酸枣树之间垂下绿色的瀑布来，黄色的花朵点缀其间，走近了看，绿瀑布中还藏着些圆滚滚的小脑袋，是瓜蒌。从小我就知道，瓜蒌是给牛治病的良药，至于治什么病，却并不清楚，只是每次看到它们，都会学着父母的样子，采回去，晾在阳台上。不远处，有麻雀从半空掠过，又快速降落，像是前来打探消息一般。

我把瓜蒌摆放在地头，向山梁上走去，那里矗立着一根电线杆。这座大山里，几乎所有的电线杆都与当电工的父亲有关。因为这个原因，我看见世界上所有的电线杆都觉得亲切，仿佛它们是我屹立于世界上不同角落的兄弟。我仰起头，想象着父亲攀爬到高处的样子。我不知道父亲是否在接近太阳的同时，更接近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父亲在当电工的同时，还要去修路，去挖矿，在夜晚去各家各户收电费，在一个个空白的本子上画下各种电力图。如此一想，父亲那些年没日没夜辛苦劳作，不只是为了养活我们母子，也是为了喂养他的理想。在那一刻，我甚至觉得父亲是幸运的。我呆呆站在那里，感觉到风一阵阵吹来。夏日午后的山梁上，风也带着些许温热。那风是千里迢迢从远方吹来的，踏过一座又一座山梁接近我又越过我。我踮起脚尖，看到远方遮蔽在一片雾蒙蒙之中。我很想知道远方与未来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却没有得到任何暗示，只有那群麻雀趁机落在谷子地里，我拿起一块土坷垃用力向前掷去，灰色的布刚刚落下又飞快地被掀起。那一刻的麻雀是副词吗？只是为了修饰我那一刻的茫然和失落。

我不时带着去谷子地的那支白色的短笛，是父亲去某个村庄收电费时，从别人准备丢弃的物品中捡回来的。我喜欢得不得了，用一大盆水清洗、浸泡，使它光洁如新。我听到过大爷爷的房子里常传出来二胡的声音，便去找他。他拿起那笛子端详了片刻，又递给我，说，小孩不要太早学这个，对牙齿不好。我半信半疑地回家。后来，我得到一个电话本，又得到过硬皮本，它们的最后一页都印了乐谱和歌词。我那时热衷于探究陌生的事物，尤其是那些离我所在的乡村遥远的事物，仿佛这样就能接近远方。我找到大爷爷，问他笛子上“哆来咪”要如何表示。他指给我以后，我便回家拿了乐谱急忙走了。在谷子地里，我笨拙地吹响那些乐符。它们像珠子一样滚落。听它们的人，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能将这些乐符串起来，明白那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我吹的是《潇洒走一回》，“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正是我抬起头看到的景致。只不过那过客是麻雀。也许，在麻雀的心里，我才是真正的过客。然而，在我少年的梦里，麻雀似乎变成了一个形容词，装饰着我注视过的天空。

有时，我也想，那些麻雀为什么受困于这一块田地，它们不知道去其他地方看看吗。也许其他谷子地的主人因为懒惰或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疏于看管，它们不就有机可乘了吗？然而，也许麻雀跟亲人们反对我想走出山村去上学的想法一样，他们总是说，去哪里还不是这么活吗？仿佛远方的一切与近处的一切都是可以划等号的。我只是去上学！我为自己申辩。我没有把去上学和想去远方之间划上等号的勇气。

追赶麻雀的同时，我在地垄上挖野蒜、挖柴胡，有时候，也采覆盆子吃，鲜红的覆盆子就像被一群带刺的藤蔓护卫着的小女儿，娇美欲滴。太阳早已经看不见了，只有璀璨的光芒从山的另一边飞射出来，这时，谷子地几乎完全沉在一片暗影里。我抬起头，能看到一弯小小的月牙清清浅浅地印在天上。麻雀们飞到电线上看着我，等着我离开。没有人知道我在心里对着那细小的月牙许愿。其实，我不光偷偷许愿，我还是一个隐于暗处的占卜者。这占卜的经历和心得我从未告诉过别人。我在心里设想出很多种结果，与路边花朵的数量对应，与瓜蒌的数量对应。有时，忽然飞出的麻雀也像卦签一样，成为我解读的对象。

我回家时也不会空着手，除了瓜蒌，还把透明玻璃瓶连同插在里边的一把野花拿回去，黄的、蓝的、白的野花凑到一处，再把几根狗尾巴草点缀进去，那样的好看，让我有一种心花怒放的感觉。当我离开谷子地的时候，不知道麻雀会不会在月亮下狂欢，然后，一头扎进谷子地里，吃到肚子沉重得无法起飞。我顾不了这么多，总不能给谷子地设一个巨大的罩子吧。有次，我顺着山梁走另一条路回家，却看到那边的山洼里，有位白发的老妇人正端坐地头，挥起一根棍子轰赶麻雀。我之前从未注意过这附近还有别人，便惊讶地看着她。没想到，她忽然回过头来，一脸慈详地问，回呀？我迟疑了片刻，轻声说，回！却在心里伤感地想，那老妇或许就是我的老年。于是我为自己占卜的结果是：这一生都会受困于一片谷子地，驱赶着一群永远也赶不远的麻雀。那一刻，麻雀成了一个动词，狠狠在我心上甩了一鞭子。

我穿着白裙子，抱着那捧花从麻雀和谷子们中间回来时，整个村庄都已经陷进浅浅的夜色里。这时，放羊人、放牛人都赶着它们的牲畜走进村子。我听见一对正准备铡草的夫妇说，你看看，那个孩子，也不像咱们这土里生土里长的人。敏感的我意识到他们在说我，甚至从中读出了某种讽刺的意味，便羞红了脸，但第二天，我依旧会这样一副打扮去谷子地，我不知道那算不算少年时代的反叛。

我把那束野花放在桌子上，来串门的人看见它，总会撇着嘴说，这些花草有什么稀奇？弄这个干吗？母亲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孩子玩的，但她却从不因此而责备我。

那天晚上，我刚拉灭灯，便听见堂屋的门响。接着，是父亲的脚步声，他走到我的门口，先是喊了一声我的名字，然后说凑齐了。只这几个字，便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推开门，看到他把一个布兜递到母亲手里，便去一旁撩着水洗脸。我兴奋得一夜没睡，心已经越过高山、平原飞向远方，漫游着，无处着陆。后来，父母送我去外省上学，火车穿过大半个省的山川，也穿过大半个省的秋天，去往另一个省。我没有注意过车窗外是否有麻雀，父母也没注意过。多年后，他们一次次提起的，是母亲归来时在火车上一路的哭泣。她一遍遍低声问父亲，为什么要让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参加工作后，路过博物馆，看到门前成群的鸽子飞来走去，不时有人手捧着鸽粮，吸引它们来食用。在鸽子中间，也总有麻雀来蹭食。它们肥墩墩的，也不像故乡的麻雀那般对人充满戒备之心。我心想，它们是否与我一样，也是客居在此的异乡人？

我没有追问过，父亲当年是怎样凑够那些学费的，直到今年回到父母现在居住的县城，村里一位长我几岁的大哥来看望他们，我去小区门口接他。提起当年的事情，他说，父亲那时四处凑钱，本村、外村，能借的人家都借了，但还是不够，父亲只好进城去找一位开店的同乡。结果，人家说生意不好做，外边欠债很多，多到无法再进货。父亲无奈，告辞之后，在城市的街上转悠，偏巧遇到了这位大哥。他那时岁数小，又有一股子义气，便带着父亲去找他在城里上班的舅舅。父亲虽然与他舅舅本就相识，但并无交集，原本借钱这事儿万万是张不开嘴的，多亏他从中作保，才借了五百块。而这些，父母完全对我隐瞒了。等那位大哥离开之后，我问父亲，他坐在轮椅上，却不说话。

白天，陪着父母在小区里溜达，不时有麻雀落下来，在附近拣食着什么。我们都注视着它们。自从父亲生病后，我们家再也没种过谷子，不知道那些每年前往我家谷子地的麻雀会不会有失约的感觉？我想象着一群麻雀站在电线上，注视着一块荒了的田地，交头接耳，猜测着这一家人的命运，便再也无法说出，它们又在我的生命里具备了哪种词性。而它们，整齐排列着，就像一行省略号一般。

刊发于《黄河》2023年第3期 相关链接：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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