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人类与自然的联系变得稀有，会生出被“束缚”的感觉。这种自然和自由交织的感觉，东晋诗人陶渊明也曾有过：“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业余是一位植物爱好者和博物学推动者，他在个人文集《自然以自由》中讨论了“自然”和“自由”的关系。本文节选自《自然以自由》的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资料图】

《自然以自由》书封

书名《自然以自由》包含两个大词“自然”和“自由”，以及一个非常含糊的连接词“以”。无论怎样的自由观，都没法脱离自然问题得以讨论。两者的关系在历史上也被讨论过无数次。

自由是相对于束缚而言的。自由问题看似单纯的政治哲学问题，其实也有自然的一面。当生命（不限于人类）自身能力低下时，面对大自然的束缚，活动余地有限。当生命自觉意识到局面需要改变并有可能改变时，自由问题就出现了。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再造新的自然等等，一路走来，部分打着“争取自由”的旗号。早期朴素的想法可能是（少有人公开讲出来），自由处在自然权威的对立面，降伏自然的“暴政”将获得更多人的自由。争取政治自由，不过是换个对手。突出人类个体之主体性，将一举两得，两种自由都解决了！真的如此吗？

启蒙运动发生于17—18世纪的西方，当时的对手是封建专制和宗教愚昧。为何启蒙？是让处于蒙昧状态之人意识到不足、不自由，改变还在其后。启蒙本身就包含着矛盾，甚至可能是不道德的！让人意识到问题，又没办法改变，痛苦增加了，这恰好是历代知识分子的写照。

到了康德那时，启蒙已经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1784 年康德说：“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生活在一个已启蒙的时代吗？那么回答就是：不是！但却是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意思是启蒙没完成，还在进行中。到了 1884 年，启蒙任务完成了吗？没有。到了 1984 年呢？还没有。从康德讲那段话时算起又“启”了两百多年，还遥遥无期。对手已部分更换，却没有消除。有时老对手、新对手叠加在一起，任务愈发艰巨，几乎无法完成！以启蒙自居者，其人生大多染上悲剧色彩。

启蒙的目标是使民众能够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那么理性又是什么？以前好像很清楚，现在则不得不思考一番。理性不等于当代自然科学的理性，不等于“现代性”的理性。当然，这不意味着几百年来无数前辈完全白费功夫，人们的确获得许多。许多什么？许多自由！席勒 1795 年说：“人类粉碎了枷锁。幸福者！恐怖的枷锁 / 断了，可别也扯断羞耻的缰绳！ / 理性要自由，无限的欲望也高呼要自由，/ 他们放纵地挣脱神圣的自然。”不仅仅人类在持续争自由。也有人说，疫情的泛起实质就是日益边缘化的病毒为争取自由的绝地反击。人类不能就此而简单地服输，立即承认“地位低下”之新冠病毒的自由权利，但疫病泛滥的生态学解释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人类自由必然受到约束。从更大的范围看，启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对启蒙也要反思，但措辞要十分小心。

在康德的时代，自然、目的性、自由就难以协调，康德哲学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把三者的复杂关系理顺。通常，人类主体面对来自人为和来自大自然两方面力量的夹击，与前者的战争表现为争取政治自由（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与自由》在此有点用途），与后者的战争表现为争取生存自由（也关联着道德自由）。应当说，政治自由确实已争取到一些，而后者战绩不明显，有时战争进入了消耗战，矛盾愈加不可调和。比如现在“零零后”的年轻人，有些人不想生孩子。他们有这个自由，但是细想一下，是无奈的自由，还是不自由。“决定不生孩子”也是形势所迫，是精细“算计”的一种决策。人口多了是个问题，不生孩子更是个问题。

康德

回想一下笛卡儿、康德的二分法，人虽然根本上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却被“隔离”开来。人走出人之专制而导致的受监护状态（涉及人为法，称法律、规章、制度）被认为是自由的表现，人“征服”大自然（涉及自然法，称自然定律、规律）也同样是自由的表现，虽然康德早就暗示对两者的态度要有所区别。但康德哲学极强的人类中心主义特征，妨碍了对后者的发挥。“合目的性”是康德反复启用的一个说辞，为此他还构造了“自然意图”等不合时代潮流的概念。行为或思想合目的性，则是自由的，反之则是不自由的，这是心理层面的解释。但目的性本身也是时代建构出来的，由此解释堕入循环。对于具体的主体，自由有多少，更是难以度量。

康德从年轻时就在考虑，如果不借用宗教，如何表达、处理人的活动与自然法则（自然律）的关系。康德的写作多少还有点宗教禁忌，从那时至今，西方自然科学在功能上已经完全取代西方基督教，形势发生了大反转。康德对开普勒、牛顿、布丰都表示尊重，自己也考虑了贯穿大自然所有层面，一揽子给出世界存在与演化的图景（涉及他的“万有博物学”）；后来基本放弃了这个艰巨任务，但晚年又试图拾起来。康德对新兴的近现代自然科学极为敬重，所补充的只是知识的确实性问题，构思了“先天综合判断”等完全不成功的解决方案。就知识的生产而言，康德未提供任何新手法；就知识的性质而言，康德有惊人的领悟，却开出了错误的药方。他最大的贡献，可能在于肯定人之认知与规范世界的能力。

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讨论自由问题，对话方主要不再是康德的先验论，而是自然科学的有限经验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1987年我从地质学系准备考哲学系研究生时，首次接触到这段话，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之后亦经常琢磨它的现实意蕴。当下，在非科学主义的意义上理解“自然规律”，这段话便显示了强烈的批判性。再进一步，单纯认识了“自然规律”，可能也不足以增加总体的自由（“总自由”）。但无论如何，认知对于获取自由、个体生存总是重要的。

现在重启博物之学，并非在逃避现实，是想借用科技的一个类似物（一个更有传统、经过了检验的东西）来平衡科技，反思科学主义以及与之相黏着的意识形态。

科技不应当垄断人们的自然观念。自然科学对于刻画自然具有优先性和优越性吗？自然与人为、人造是什么关系？怎么做才叫顺应了自然？现代科技发明了一些自由“项目”，也埋葬了若干，两者能进行会计核算吗？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意味着什么？争取自由的过程会附带产生什么后果？自由与自然、必然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始终考验着每一位学人。

……

简化来看，“自然”与“自由”分属两界，哪个高？有人说显然“自由”更高，本书名似乎也在暗示这一点。其实不一定，两界的划分本身就有诸多预设，就排除了许多严肃的思考方向。自然、自由、自在、自我是密切相关的一组概念，也应当联系起来讨论，那将用到更大的分析框架（博物学文化实际都涉及了）。人们可以讲“自然以自由”也可以讲“自由以自然”，它们两者还应当构成一个循环，互相推动，所谓“道之反（返）也”。其中任一环节，比如“自然以自由”，作为一个命题，表达了一种不常见的看法、非主流的哲学观点。它是我多年从事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以及博物学文化教学与研究的心得。在我内心里“自然”与“自由”同样神圣，它们互相渗透，也可说是一体两面。做到自然了，也就自由了；有自由了，也就自然了。现实场景太复杂，通常“访问”不到纯然的、理想化的自然、自由，它们永远是学人憧憬、追求的状态。吉狄马加曾写道：

我曾问过真正的智者

什么是自由

智者的回答总是来自典籍

我以为那就是自由的全部

有一天在那拉提草原

傍晚时分

我看见一匹马

悠闲地走着，没有目的

一个喝醉了酒的

哈萨克骑手

在马背上酣睡

是的，智者解释的是自由的含义

但谁能告诉我，在那拉提草原

这匹马和它的骑手

谁更自由呢

在这里，诗人没有论证“自由”是什么，但不等于他没有表达看法。相反，诗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宣布了“自由”的部分含义。席勒说过，“要提防挣脱锁链的奴隶”，“智者的理智所不能看到，/ 有童心的人会简单做到”。我的想法与此相关，若要讲明，那就是“自然以自由”。这个论点之强弱，要由实践来判定。演化有时间指向，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自然”，包含着合理性，也不意味“不变”，而是“自然地变”。自然地变，是指与环境协调一致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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